中国劳工

　　由于缺乏有效手段，多年来我国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专家认为，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情况下，如果单方面依靠企业来提高工资，显得很不现实，应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企业建立劳动报酬分配制度。但工资集体协商在现实中面临重重困难。从2008年6月开始，广州开始在50个企业试点推开工资集体协商，一年快过去了，仍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企业不愿尝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劳动法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工资集体协商专家顾问肖胜方指出：“工资集体协商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方不愿意坐下来和你谈，不屑和你谈。”（据6月16日《广州日报》）

　　工资集体协商已经推行好几年了，但直到现在还处在“试点”的阶段，而且进展非常缓慢。为什么？因为资方“不愿”甚至“不屑”和劳方谈——肖胜方先生可谓一语道破！

　　资方为什么不愿意谈？因为谈判对它们没有好处。劳方提出协商的要求，无非是想增加工资、提高待遇，这都是要资方“出血”的。这样的事情，资方当然不会心甘情愿。

　　富士康的轻生事件还没有完全落幕，即使鸿海总裁郭台铭曾在股东会上展现负责任的态度，但是，一群台湾学者不领情——

　　150位岛内大学教授13日召开记者会，公布联署声明，表示，除了要求郭台铭开放龙华厂区，让学者进厂监督，也诉求停止台商剥削民工的行为，甚至有学者在记者会上，直指郭台铭是“台湾之耻”，台湾政府更是帮凶。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由台湾社会科学学者发起，瞿海源、夏铸九等150名学者参与的“终结血汗工厂，捍卫劳动人權——台湾学术界对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的联署声明”记者会上，来自全台各大院校的大学教授，一字排开，大喊口号：“停止剥削民工！”就是冲着鸿海总裁郭台铭而来。

　　世新社会发展所长黄德北表示，“我们不欢迎这些造成社会问题的血汗工厂鲑鱼返乡，我觉得，像郭台铭这样子，是台湾之耻。”

　　台湾“中研院”教授林宗弘质疑，“对于这些台商，明明在两岸都从事这种类似经济犯罪的活动，怎么回来还有优惠条件？”一字一句，都是台湾学者对郭台铭的严厉谴责。

　　台大社会系副教授蓝佩嘉指出，“富士康在深圳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聚集了大概15万人，这样高的人口密度，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人就像碎片一样，很孤立地存在着。”

　　扼杀梦想之后

　　新一代中國农民工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后，在飞速发展的经济中长大。这一代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生存，他们往往有更高的追求和向往。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并无太大差异。当今中國的管理者，包括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大多是在贫困环境中长大。他们视收入的边际增长为生活的主要目标，此外别无他求，对周遭环境好坏也并不太在意。两代人观念的鸿沟，就是地产泡沫和最近劳资紧张背后的压力源头。

　　如果中國的体制始终无法满足新一代的需求，那么，不久的将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可能集中爆发。

　　机器与人

　　十年前，我曾参观某家电子制造承包商的工厂流水线。一排排年轻姑娘专注地将零部件组装到一起。工厂对她们的如厕和小憩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即使是在休息时间，她们也只能坐在指定的长椅上。车间经理告诉我，这些人都只有18岁，“这活儿需要手指灵活的工人。过几年，我们再换另一批18岁左右的女孩。”

　　参观之后，我写了篇文章，陈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國经济的奇迹就是依赖那些极端温顺听话的中國工人。从这一经济动力中获益的，不仅有提供技术、品牌和分销渠道的西方企业，还有设在中國的外包制造公司。后者尤以利用中國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著称。目前，代工行业发展最成功的当属中國台湾企业。

　　富士康系列自杀案震惊全国，我们建议：

　　一、鉴于企业和地方政府以“个别事件”、“心理问题”为由回避责任、有的死者家属对死亡原因存在严重的分歧、富士康前员工披露富士康涉嫌属于“黑社会式企业”，为了澄清事实，寻求真相，我们建议中央政府组织獨立调查团，对富士康进行全面的调查，对全国人民公布一个权威的公正的调查结果，以此来提高中央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

　　二、吸取富士康的教训，在全国开展一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促使富士康转变成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典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由联合国倡导之后，对内保障职工权益、对外保护环境和消费者利益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风靡全球。它表明传统的市场经济正在转变成人道的市场经济，经济人的自利主义正在转变成自利与利他的结合。目前的中國，一些地方广泛存在着血汗工厂，以富士康为教训，中國正需要开展一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以此表明政府保护劳工人權、改善中國企业在世界上的形象的决心。

　　三、从富士康事件，追问政府及监管部门的监督职责，促进对于过分重视GDP、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的官员政绩制度的改革，在全社会开展一场资本与劳动的讨论，促使各级政府在保护资本与保护劳动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是经常站在资本家的一边。

　　近半年来，富士康公司员工连续发生十二起跳楼事件，这是令人痛心的悲剧。一个社会眼看学校儿童被杀，公司员工丧身，抗议者自焚，作为同胞我们却束手无策，没有比这个更令人不可言说的心理煎熬了。这种挫败感和无力感的加剧，就是孙立平所说的中國社会正在溃败的典型特征。

　　事实上，富士康接二连三的跳楼或丧身或致残事件，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这里面原因相当复杂，但整个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底层弱势者无力感加剧，生活无望，对未来没有理性预期，缺少幸福感和自我归宿感，的确是许多民众选择轻生的原因。既然活着猪狗不如，活着是一种奴役和监禁，没有尊严和自由，连基本温饱尚不能保障，那么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给自杀者产生了一个心理模仿效果的糟糕环境。

　　富士康发生N连跳——之所以用“N”字代替，是因为不知道完成短文的时候，这个N字是否又跳了——引起网民强烈关注，矛头与火力也逐渐集中到富士康身上。我想，富士康难辞其咎，跑不了的。但我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20刚刚出头的孩子们轻生自杀？

　　匆匆浏览了一些网络文章，觉得大家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又都经不起推敲，例如最多的几种说法包括富士康用加班、劳动强度以及令人压抑的企业文化等等把员工逼得跳楼自杀……

　　如果这些原因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怪罪富士康了。原因非常简单：富士康只是一个企业，哪怕真如外界传说的，存在血汗工厂和残酷剥削，可他毕竟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大企业，既没有发生绑架、强迫他人进去工作的事件，也没有像一些传销公司那样，把年轻人锁在房间里限制自由，结果不得不翻窗逃离，跳楼身亡……

　　我们甚至可以站在富士康的立场，理直气壮地反问批评者一句：我们只是来去自由的企业啊，我们如何逼死员工？你高兴可以来，不高兴可以走啊，为什么用这种方法从窗户跳出去？是不是我们的待遇太好，使得那些无法承受工作压力的年轻人不愿意离开，或者觉得离开我们就没有前途，感觉绝望，就去自杀？

　　富士康职工“九连跳”地自杀，震动了中國。有些媒体曾约我写些评论，我一直无从下笔。毕竟，我离开中國已经十六年了。我需要的不是发言，而是学习：我在不停地读有关富士康的报道，了解那里的职工生活在什么样的境况中。

　　然而，最近的一个不幸，改变了我的想法，让我拿起笔来。

　　我们的一位朋友去世了，才刚过五十，丢下两个孩子和丈夫。她在九十年代初来中國教英文，是我妻子的老师，后来嫁给了现在这位中國丈夫。接到死讯后，妻子马上给她丈夫打了电话，询问了她去世前后状况，挂断电话久久不能平静，就一五一十地对我讲起来。

　　她丈夫说：那天守候在她遗体旁，眼看就要去火化了，内心难受到了极点。但是，此刻突然听到妻子来自天堂的声音：“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难受？我在这里跳舞呢。我非常快乐！你也要快乐地生活，照顾好孩子，心灵要满怀着爱，想着给予….”他听到爱妻的声音，一下子精神振作起来，马上把孩子们也叫来，一家三口围着遗体跳起舞来….

　　俗话说，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心灵感应的事情之所以能发生，两人必须有共同的价值才行。是什么滋养了他们“爱和给予”这样的价值呢？以我们对他们有限的了解，还无力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她临去世前的一些事情，倒是给我们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