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

　　于5月24日开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双方历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几乎美国政府除克林顿和盖特纳以外，美方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商务部长骆家辉、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西贝利厄斯、贸易代表柯克、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默、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霍尔德伦、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以及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威拉德等经济界、国防部等200多官员都悉数到场。中國媒体以《美国出席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阵容豪华规模空前》为题报道（见2010年5月23日 同题《中國青年报》）。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以美国最大精英贸易代表团率先出场，以“清洁科技”平台为依托拉开序幕，从香港到上海、再到北京、天津等几乎走了大半个中國。很显然，“清洁科技”这不是美国政府对中國“对话”的重点用意，美国希望削减每一年高达2270亿美元的中美贸易逆差，同时帮助中國达成严格的能效目标。而在“清洁科技”领域，是美国对中國的“空白”，美国推销这种“科技产品”可以漫天要价，同时也在外交上赢得了声誉，这是一次对美国有百利而无一害、轻而易举的胜利。

　　现在，美国政府的真实目标似乎就不难么简单、容易得到了。之一、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推动人民币升值；之二、是让中美贸易收支实现均衡。奥巴马政府希望，在美国国内于11月期中选举前，在以上两项议题取得一些实质进展。

　　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伊朗等违反或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不在美国政府承诺不使用核武器的对象国之列。伊朗方面认为，奥巴马上述言论意在威胁伊朗，暗示可能对后者动用核武器。奥巴马认为，如果恐怖分子得到核材料或核武器，那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单一安全威胁。核安全峰会闭幕，中國仍对伊朗采取“双轨”策略，北京在制裁伊朗问题上没有改变以往的态度，胡錦濤并没有给予奥巴马希望得到的支持。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希望什么？

　　西方人希望有一个对手，如果没有对手，西方人反而感到恐惧和忧虑。冷战结束了，美国人正在寻找对手。我们应该承认，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在那里，人民享受自由，也珍惜自由，我们应该明白，美国的自由需要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如果美国没有外部强大的敌人，美国就很难维持内部的和平。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没有外部敌人，美国人只好在自己内部找自己人成为自己的敌人。

　　“我们应该怎么办？”

　　每到节假日临近，我总会想，这次得要去看看朝鲜了，万一再看不着这个国家该多后悔。

　　几年前，一位日本同行邀我见识北京一家朝鲜餐厅，其间，他不断表白自己是个强烈反对Koizumi（小泉）的“好日本人”，衷心希望朝日友好，宴席散场，他又很在行地向及时表示对朝鲜歌舞的热爱，于是，一班人马盛装为我们两三个人热情表演。我很尊敬这位同行的职业水准，但他夸张地赞美朝鲜，为他们鼓掌喝彩作沉醉状，让我满心觉得，他其实是在残忍地欣赏他眼中的野蛮和愚昧表演，——这个世界的怪胎国家惟有朝鲜，谁知道它明天是否还存在，不装傻充愣鼓励他们没完没了地表演，哪里还有机会再看到这样的猴戏。也许是我太过敏感，我无法与他一同津津有味：中國与朝鲜，实在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无论是文明人为迎合野蛮人的自尊而故作欣赏之态，还是文明人在觉醒了的野蛮人诉说自己的苦难时礼貌的悲悯，我都会有不自在的联想。

　　朝鲜，总能带给我这种复杂的情感。

　　无论中國政府如何抗议，某些西方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向中国施压的企图从没有消停。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四：国际博弈的需要、意识形态作祟、流亡藏人的争取、中國政府的僵化。

　　西藏问题是某些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不承认这一现实的人或者愚蠢无知或者是天真过度。西方大国何时使用“西藏牌”，取决于其国内政治和国际博弈需要。利益决定动机，动机支配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无论西藏现状如何，短期内都无法打消其利用“西藏牌”的企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西方世界对社會主義中国的刻板成见是历史悠久的，难以在短期内消弭于无形。虽然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部分媒体、学者、政客和人權组织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并未明显改变。这其中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交织共振。

　　流亡藏人对“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達賴喇麻已赋予“西藏问题”巨大的品牌效应。无论是“非暴力”运动还是暴力抗争，很多西方人宁愿相信流亡藏人。“西藏问题”竟然演变成测试西方政客人權立场的风向标，这不能不让笔者关注流亡藏人全方位、立体式、现代化的全球传播体系。

　　哥本哈根会议使气候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世界各个大国纷纷提出自己的碳减排目标，欧盟的目标是以1990年为基数到2020年减排20~30%；美国是以2005年为基数到2020年减排17%；中国则作出了从2005年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减少40~45%的承诺。

　　由于中国此前一直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愿在碳排放问题上作任何实质性承诺，因而，这个承诺作出后，立刻受到不少国际人士的好评。国内的媒体则更是到处将“减排20%”、“减排17%”、“减排40%”三个数据含糊地并列在一起，不断表扬自己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出大幅减排承诺的魄力和诚意，并高调批评美国和欧洲大国的不负责任与吝啬。

　　确实有不少明眼人已经看出，美国、欧盟的减排承诺和中国的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总量的减排，后者则是单位GDP碳排放的减少，但人们总是会模糊地觉得碳强度减40%也是一个不小的减幅。

　　当全球气候会议上，各个发达的大国都在严肃认真地思考应该承诺多大幅度的总量减排时，中国别出心裁地作出了减少碳强度的承诺。这就好比一群人聚在一起商讨一件大事时，一个最重要的当事者，却故意说着一种和别人都不一样的语言。为了使共同的协议有可能达成，首先必须将这个人所用的独特的语言翻译成大家通用的语言。

　　2009年12月3日欧洲人權法院（Europ？ischer Gerichtshof für Menschenrechte ）就德国人 Horst Zaunegger 做了判决。

　　Horst Zaunegger 1964 年生，居住在德国的Pulheim.他未婚，其女儿1995 年出生，孩子的父母1998年分居。Horst Zaunegger的女儿与他一起生活到2001 年1月，之后，女儿一直与其母亲生活在一起，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626 a 条第 2款，该母亲单独拥有对小孩的抚养权（das alleinige Sorgerecht ），而父亲只是一个“付款父亲” （als nur Zahl-Vater），Horst Zaunegger不干，他上诉到科隆初级法院，要求父母双方对子女都有抚养权。科隆地方法院根据德国《民法典》驳回Horst Zaunegger的要求，因为根据德国《民法典》1672条，只有其母亲同意的前提下，父亲对自己未婚私生子才拥有抚养权。Horst Zaunegger不服科隆初级法院的判决，再抗诉到科隆地方中级法院，再被驳回；再抗诉到科隆高级法院，再被驳回；再申诉到联邦宪法法院，2003年再被驳回；再申诉到欧洲人權法院，结果胜诉。

　　他们对父亲说不，对母亲说不，对着保姆、家教扔石块，他们就那么想当孤儿么？就那么想做野孩子么？

　　我知道，他们是被美国那些牛仔带坏了。

　　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被严父领导，不需要被慈母唠叨，不需要被尽职尽责的保姆、家教修理。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一味以为自己不需要被大人管；不知道当孤儿有多凄凉，做野孩子又有多丢人，一味艳羡美国牛仔那种无君无父，无大无小的放荡不羁。

　　他们不知道美国牛仔有多妒忌他们，不知道美国牛仔的洋洋自得都是装出来的，洋洋自得的背后全是辛酸。他们被骗了，上当了，真以为当着孤儿，做着野孩子的美国牛仔比他们幸福，竟然对自己幸福的源头——圣贤的“天赋圣权”燃起了仇恨的怒火。

　　他们不知道，离开了圣贤的教化教诲，他们就不过是一群野猴子，他们将因生命缺乏至善之道的提升与指引，而终日在食色名位中头出头没不得出离。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正好有严父，慈母，还有尽职尽责的保姆、家教作教化教诲自己的圣贤，别人（比如美国牛仔）恨都恨不来。他们更不知道，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完全是因为中了美国牛仔妒忌的毒液，被蒙了眼睛，迷了心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