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细看公民社会的细节
妻子在自己任教的中学的停车场倒退停车,不慎将自己的车子撞到旁边同事的车子,妻子把车子停好后,出来看一下,对方的车子没有什么损坏,停留了一会儿,她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时间到了,她先去上课,下课后她就开车回家了。按照德国法律,妻子应该等对方车主出现,或者报警。
第二天早上警察到我们家,要求妻子到警察局汇报事故的实况。警察说,妻子没有及时给警察报案,而是“邻居” (居住在学校停车场旁边的一户人家,看到现场。)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才获知这个小事故已经发生了。警察认为,妻子的这种做法,是想逃避事故责任。
一个月后,地方检察院来信:擅自逃离肇事现场,违反德国交通法和刑法,处罚一千欧元,禁止开车一月。
妻子不服,提出抗诉。再过一个月后,地方法院来信:某月某日将开庭审理您的抗诉。
我让妻子立刻撤回抗诉,要求法院取消开庭。如果开庭,妻子这个官司是输定的,从而产生的费用可能要五千欧元左右,因为对方车子没有被撞坏的事实,不能掩盖她逃离肇事现场的犯罪事实;因为对方车子没有被撞坏,不是妻子说了算,而是一个官方认可的鉴定机构说了算。检定机构经过鉴定后,车子确实没有损坏,鉴定费用五百欧元。地方检察院控告的是,擅自逃离肇事现场刑事罪,而不是其他。
遏制个人恐怖主义的有效途径——人格担当的扩展
心理学家阿德勒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自卑与超越》,认为先天的生理或心理欠缺可以催人奋进,强力超越自我和别人。可是对于超越性禀性欠缺、能力差劲的人来说,已经处于不断被别人超越的情景,并且在加速地落伍下去,该怎么办?通常,对他人的“怨恨”比起超越行为来,居有更多比重的情感欲念,倘若没有外在制裁力量有效地约束的话。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接连发生了至少有6起袭击小学、幼儿园儿童案件,此外还有数起滥杀妇女儿童的案件,另据北京青年报2010/05/12报道:在北京,《警方制止7起针对校园案件》,于是全国范围内各所低龄学校纷纷配备起专业保安来,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个人恐怖主义者图像
杜克海姆在《论自杀》中运用社会调查的实证数据表明,自杀中占据较多比率的是利己主义的原因,这些人群都是太脱离社会,个性太强盛,极端的自私自利为其自杀根源,最大的发作征兆就是精神空虚,在他们眼里,已无他人可作牵挂,也没有神灵可作安魂,可去赎罪。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网络时代,中國的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草根族多少有了些说话的机会。于是,我们瞧见一些新成语问世,例如“兆山羡鬼”,例如“秋雨含泪”。如今似乎又可以归纳一个“宁华论史”,盖因《北京日报》社长梅宁华5月24日发表在其“理论周刊”上的奇文:《对中國近现代百年历史进程的思考》,副题为“兼论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早两天,21日,该文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为题,展示于网络,浏览了一下,此类陈词滥调早就见识得多了,没当回事。不料它换了顶帽子出现在官媒上,尤其是继那位口无遮拦的历史教师袁腾飞遭封杀之后,与其说是在论史,不如说是在释放某种信号吓唬人,可能更恰当。
文章开宗明义:“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制造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退回唯心史观——这些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是不能被颠倒和搅乱的,否则就会从根本上搞乱社会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动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立足和发展的思想根基。”这是内心虚弱者的哀鸣,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它“立足和发展的思想根基”倘若能“动摇”,那一定是这个“思想根基”本身虚弱所致。美英等国说什么的都有,列寧早就预言其“垂死”,老毛更是不知多少次信誓旦旦要“埋葬”它,结果呢?
中国与苏东“改革模式之争”为何没人提了?
——改革开放30年了,为何百姓日子如此艰难?
20年前,许多人都在争论中國与苏联东欧的改革,“中國模式”与“苏东模式”究竟哪一个更好?“中國模式”是“先改经济,后改政治”,或者说“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苏东模式”是“先改政治,后改经济”。
当时争论很热烈,而现在,大家应该发现:已经完全没有人争论这个问题了,因为结论已经很明显了。中央集權下的经济改革,与民主政治后的经济改革,会有多么大的区别,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小平同志一句“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曾经鼓励了几代人,现在,我们似乎该回顾一下这场伟大的改革了。
以前说起日本以及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这亚洲四小龙,总有一种说法:他们利用二战后的国际分工,在二三十年内迅速发展,所以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四小龙富裕起来后,中國开始了改革开放,我们可以承接一些国际分工、产业梯度转移。我们果然就成了世界工厂。
可是,这一晃,咱中國也改革开放30年了,为什么老百姓却依然陷在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悲惨境地呢?难道中國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是假的,我们并没有创造出足够的财富?
论思想专制政策
曾几何时,我也是一位执迷不悟的狂热分子,然冷静下来细想,才发现许多令我们“汹涌澎湃”的东西,深入思考竟然通篇一塌糊涂。但对于全国以亿计的人民来说,真正认识到问题所在的不过是极少数。中國共產黨一直以来的政治地位,就是依靠这种实则洗脑的思想專制政策来实现的。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国家的全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就是站在洗脑的头阵。因为这个名字较长,如果重复多次,就显得绕口,所以除了在极为正式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称其全名,而简称之“中國”――也就是说“中國”这个词,既可以指代仅有60多年历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泛指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
须知,形式逻辑学尤其注重概念之间的区分,所以一般一个名词,只会出现一个定义。同时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定义,在我们的不经意之间,自然会发生“撞车”。
2025,中国将成“楚门的世界”?
——许允仁论中國特色新極權主义的九大特征
中國在创造出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世界前20大经济中唯一的现代非民主政体。随着中國影响力的急剧增长,全世界都在越来越迫切地问这么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中國特色的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呢?
一直关注極權主义研究的许允仁教授,继《平庸的專制》一文,对主导当前中國政局的新極權主义思潮,在中國社会各个领域的表现作了精到的现象学描述之后,在最近的文章《从黨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的构成》中,又对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極權主义的本质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和概括。
许允仁认为新極權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極權主义终于找到了和私有制、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相结合的新形式。不管和共產主义的極權主义相比,还是二战时法西斯主义的極權主义相比,中國特色的新極權主义都显得更为“成熟”,这种“成熟”主要体现在它对極權政治的本质,和一种極權权力是如何构成的,有着更为自觉和清晰的认识。
中國特色新極權主义的基本特征,被许允仁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
“一、它认识到不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而是黨对一切社会存在的不受约束的控制,才是自己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存在的本质特征;
莫把人口欠债当成人口红利
——兼谈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
我国由于实行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降低了家庭的负担。从全社会来看,人口结构中婴幼儿的比例在减少,劳动人口的比例在上升。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劳动力年龄(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从1964年的56%,上升到1982,1990,2000 的62%,67%,70%.2008年达到了73%.劳动力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增加,同时是没有劳动力的婴幼儿和老人的比例减少相配合的(因为总数必须是100%)。婴幼儿和老人是没有生产能力,只有消费需要的一个群体,这部分的人口减少,就是降低了社会的人口负担。全社会劳动者比重提高,无劳动力的人口比重降低。全社会感觉轻松,这就是人口红利的来源。以数量表示的人口负担状况是所谓的“人口抚养比”,就是没有劳动力的人口(0-14岁的人口加上65岁以上的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比。这个比已经从八十年代的65%左右,降低到2008年的37%.所以现在的社会在人口结构上是最轻松的时代。有些学者甚至计算出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说明我们的GDP的增长中,不完全是投入要素的增加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也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在国际比较中中國的储蓄率非常高,几乎超出一切国家。这也和人口结构中劳动力的比例高有关。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國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有道理的。
‘右’字人生
在社会政治上常用‘左’、‘右’二字来分别表示或形容不同的政治立场或态度,前者代表革命、前进或激进派别,后者则代表保守、落后派别,这种用法早已成为中外惯例。到了上个世纪的天朝时代,圣主为了加速推行其‘形左实右’的一惯做法,全面实行專制复辟,把‘右’字封给一切他认为与此有不同意见的人,以示侮辱。从此这两个字的政治含义在天朝就颠倒使用了,这也算天朝特色之一吧;也从此,‘右’字就成为一个侮辱、不吉祥、倒霉的贬义之词在天朝流行起来,其最重者莫过于戴上‘资产階級右派份子’帽子(细分起来还有极右分子、右派分子、中右分子)这就有近百万人士,此外还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分子、
暗中甄别的右字人物,细分还有黨内的、黨外的、民主黨派的,政协的等等,还有他们的家属、亲友等,这沾上‘右’字的人物总计就数千万之多矣。沾上了‘右’字就注定倒霉终身。仅管有成文的摘帽,可摘帽后还是‘摘帽右派’,因为‘帽子是随时可以又重新给你戴上的’,即使中央发布了‘改正错划’,总还可以叫‘改正右派’,再不然总还称为‘前右派人员’,不知道可不可以称呼“前右派人员总理”,总之这个‘右’字就是那么如影随形地伴随终身,辱你终是身!就是死了也叫‘已死右派’!
八零后挑战官方话语权
推荐者按:从内容与风格上研判,网络作家池水是一位在校大学生。池水以八〇后不盲从、敢挑战的文风描述了当代大学生的政治风貌。他似乎是要颠覆世人对八〇后自私、物质的刻板成见。此文对于我这位六〇后学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我祈望当局能以“知无不言”“闻者足戒”的胸怀善待八〇后作家,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欢迎各类批评者。与此同时,我相信池水应该明白,批评是手段,而非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甄别批评者政治立场的试金石。——毕研韬
在新闻沦丧的今天,八○后们面对的是一个谎言堆积的世界,于是他们奋起抗争,用智慧与行动传播真相,挑战政府的权威。
世博会——回忆在上海生活的日子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期: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历时6个月。
打开最新的上海地图,原先上班的极度偏僻的安亭,现在几乎处于市中心的位置。现在的上海市区真实地包括南汇,海水就在脚底下,名副其实: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在上海大众工作。
“恭喜你,作上海人啦!”岳父大人给我祝贺,我心里不是滋味,只缘是泰山的话,不敢反驳、不敢发牢骚。内心深处,我真的不愿意作上海人,因为上海呀,人太多、太拥挤。
我岳父岳母家住上海的静安寺,准确地说,在万航渡路和新闸路的交接口处。一家九口人居住面积 33 平方米(妻子说是建筑面积),岳父岳母、妻子的爷爷奶奶、三个妹妹、还有我。有人放个屁,全家人都知道。
每天五点半起床,大概六点半到北京西路等上海大众的专车,上车后迷迷糊糊再睡觉,醒来已经将近八点,到了安亭,下车到办公室,至少再过半个小时才能进入工作状态。下午四点下班,又是迷迷糊糊的长征路,到家可能是六点可能是七点。每天六个小时全浪费在路上。那时上海的交通很差,若没有单位“专车”,通常从静安寺出发去安亭,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