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点评

　　维稳快超军费，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再度由5月27日的《社会科学报》公布的数据，将其坐实而已。该报提到，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5140亿，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增长幅度达47.5％，已逼近军费开支。众所周知，军费开支里面酿成的军队腐败，已军费开支的一个主项。那么接近军费开支的天价维稳经费里面，有没有贪污腐败，甚至故意夸大危险，而从中为自己捞取不利之财的呢？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一方面是社会的确问题多多，矛盾尖锐，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得不增加维稳经费来硬性维稳；另一方面，维稳可使公安及国安系统扩大权力，增加经费以及增加寻租的机会，因此他们会做许多手脚来夸大其间的矛盾，以便执政者为他们增加寻租机会和权力空间助一臂之力。要言之，维稳人员本身就是社会不稳定的一部分，且看我下面的论述。

　　江西武宁事业单位被曝只招正科级干部家属。6月13日，江西武宁多名大学毕业生向媒体反映，该县近期的事业单位招考硬性规定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他们指责有关部门如此设置门槛违背国家用人政策。记者随后将他们的意见转告给了武宁县人事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会向领导汇报，由领导决定如何处理。（6月17日新华网）

　　事业单位招考限招“官二代”，普通人群被排除在考录对象之外。部分不明真相者对此非常的不理解，有人甚至“引经据典”（比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对此进行批驳。窃以为，江西武宁此举不仅不应受到指责，反而应作为先进经验予以全国推广！

　　限招“官二代”符合中國国情。现如今干啥事都是领导优先——好房子领导先住，工资领导先涨，风景名胜领导先考察，闹了火灾领导先走，就连有的娱乐场所来了新小姐也要由领导先去“检阅”呢。“领导先X”已成常态，领导的子女先就业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乎！

　　4月15日，在美国史蒂文斯技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國留学生翟田田与一教授发生口角。当天，该校取消了翟田田的留学签证。次日，美国移民归化局正式批捕了翟田田并于第三天签发了递解令。至今，翟田田已被关押在纽约一家监狱内一个多月了。校方认为翟田田具有“恐怖分子”嫌疑。

　　“翟田田事件”令海内外华人深感震惊。美国法律究竟如何界定“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而无行动可否被判为“恐怖分子”？美国方面为何至今没有知会中國领事馆？校方在接受中國媒体询问时为何不愿置评甚至粗暴地挂断电话？翟田田究竟有何过失？他是否是因言获罪？中國留学生及有关方面应从中接受什么教训？

　　北京时间5月26日傍晚，笔者向史蒂文斯技术学院媒体助理发信咨询，但至本文截稿时仍未收到回复。笔者曾向美国言论自由领域的一位权威人士咨询，但这位大人物在回信中拒绝评论。北京时间5月27日16：55，笔者发现翟田田的照片和介绍依然挂在史蒂文斯技术学院的官方网站上。

　　为了解美国的相关制度与文化，笔者将相关报道转发到专门探讨中國事务的美国英语网站Fool‘s Mountain上。网友普遍认为，把翟田田视为“恐怖分子”简直是匪夷所思。有评者甚至怀疑是翻译过程中发生了偏差。有网友调侃说，莫非翟田田拥有一打丙烷储罐，或者抢劫了巴基斯坦籍的出租车司机？

　　这不是评论，因为我没资格。只可惜许多和我一样没资格的人，吐沫星子乱飞。

　　我只想说出自己的想法。或许有人看到，或许中的或许，还有人赞同。

　　到现在，韩寒的成名作品，我是只闻其名，未见其文。我对韩寒的喜欢是逐渐的。郑渊洁的儿子不去学校，大概缘于他爸爸很棒的自编教材，是被动的。而韩寒是主动的。试问，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

　　成名容易，守名难。这些年来，韩寒不仅成功守住了名，而且变得更加有名。他凭的是什么？通过我这些年的了解，我觉得他凭得是类似黄渤的“软坚持”。他没有成为受金钱奴役的作家，他没有放弃尖刻而又合法的批评，他没有在名气面前忘记自己。

　　美国人很难理解韩寒的话语，在美国，韩寒这样的人铁定不会有这么高的人气。但这却发生在中國，印证中美差异的同时，迫使我们探究背后的原因。许知远就是其中一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我建议对农民的权利被剥夺状况进行违宪审查，以促使各级政府和整个社会关注和保障农民的权利。

　　中國农民的权利已经被完全剥夺，农民不但成为弱势群体，而且成为地地道道的无权階級。

　　中國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不能资本化，不能成为农民的财富。集体土地也没有开发建设权，只有让土地被征收，成为“国有土地”， 地方政府从中挣足了，才能开发建设。农民也没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土地不能转为非农用途，土地以及宅基地随时可能被征收，农民住房一般也没有产权证。

　　中國农民没有金融权，农村成为正规金融的真空。由于金融的政府垄断，农民无法融资，无法创业，新农村建设只能止于形象工程。在农村设点的邮政储蓄银行每年从农村吸血，吸走6000亿元以上的储蓄，只储不贷，资金用于城市建设。

　　中國农民几乎没有财政分享权，农村的基础设施大多靠农民集资修建，甚至小水电站建好后皆被电网公司无偿没收。不像印度的农村，政府负责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电力免费使用。

　　这年头诗人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了，尤其是在中國这个日益充满了欺诈、虚伪、谎言、暴力之物欲横流的世界。但反观我们的温总理近年来在许多不同场合的表现或说是“作秀”，却给人一种挟“政治秀色”，仰万人注目之“诗人风采”，努力塑造一个中國诗界新人的形象。

　　以前多是听说温总理又在哪儿或给谁谁们朗诵了一首中國古典诗词之类的新闻，这次却是说温总理亲撰的一首诗作《仰望星空》，日前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式确定为该校校歌。不才自知愚钝，过去只知在官场中饱偿沉浮之苦的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曾写过一首抒怀诗叫做《心在哪里安放？》，未识咱们的温总理正经也是一位具有非凡潜质的诗人，实在是甚感惭愧。赶紧上网搜来温总的大作一看究竟，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知晓，“星空”真伟大，民生忒渺小。

　　纵观温总大作的字里行间，我嗅不到一丝对中國现实民生的忧虑与关心，看不到一字对中國现实政治急需改革的迫切之感。我不知道温总心中向往的“星空”指的是什么？是虚无飘渺、无根无际的共產主义政治理想？还是画饼充饥、指鹿为马的政治谎言？尽管他给这个所谓的“星空”糊上了许多美丽的遮羞布，如“庄严而圣洁”、“凛然的正义”、“自由而宁静”以及“壮丽而光辉”等等，却丝毫掩盖不了现今中國社会中种种丑恶的罪行、腐败的案例、荒唐的政绩、掺水的数字、血染的GDP和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距。

　　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一段讲课视频日前被公布到网上，引发争论。海淀区政府官方网站“群众事务呼叫中心”栏目公布群众来信，表示希望“管管历史老师袁腾飞”。海淀区教委会对袁腾飞事件进行了调查，学校已对袁腾飞责令检查、警诫谈话、批评教育。（5月15日《华商报》）

　　“投诉信”中指袁腾飞看历史“是唯心主义的、更是反动的、有害的。是否定深入人心的社會主義历史……”“有关部门、上级单位是否对此人缺乏应有的监管？黨组织是否缺乏对此人的黨性教育？……我不明白他如此否定……中國教育制度……对学生了解中國文化、发展我国社会有什么好处？”“……作为一个黨员，是否没有起码的黨性……”；但袁腾飞所讲也不过只一家之言，既不可能人人认同也未必求人人认同；而既有人所见不合，也完全当以说理的方式进行驳斥，所谓“理不辩不明”。拿梁启超先生话说即：“所见不合，则相辩诘……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限定在学术争论范畴之内；又岂当动辄上纲上线，扣上顶“没有黨性”或者什么什么的帽子即吁请公权力出手“棒杀”？！学术争论自有学术争论的规范、标准，其旨即在辨真伪，明是非；而若动辄以“黨性”或者什么什么标准绳之，岂不是将只有利害，而无是非？

　　从4月15日开始，因为上海要开世博会了，进入上海市界的中國老百姓，都要受到“安检”待遇。笔者也获过此待遇。原本我从江苏的某个小镇回上海，坐长途汽车只需2个小时。这次因“安检”就化了2个半小时。拿了行李急冲冲地下车到“安检”岗，你挤我拥地经历一次“过滤”程序后，再冲冲地回到汽车上，这样虽有点累（对我这样腿脚不灵的人，也增加了不安全因素），但倒新鲜有趣。对不必再为养家糊口而争分夺秒的老朽而言，多化半个小时也无妨大碍；但是，同车的年轻乘友，显得一脸焦急，对这样的“安检”无恭维之意。

　　被“安检”之余，我就遐想开来：我又不去世博园参观，为什么离世博园区“路远八只脚”的地方被“安检”呢？这是列届世博会的规矩吗？真正要破坏世博会的坏人，肯与我们为伍等在这里被“安检”吗？这样的上亿人次的“安检”是属哪级权利机关批准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部？国务院？还是应该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后才可以？……遐想太多了会变糊涂的。

　　泰兴幼儿园中的小孩被人砍了，32人受伤，死亡情况不明。在泰兴幼儿园杀人事件中，新闻被控制了，海内外所有中國人只知道，泰兴幼儿园杀人事件中，受伤32人，政府和医院一再强调，无一死亡。没有人看到孩子的照片和视频。

　　一百年前李鸿章为泰兴的小孩给出答案，李鸿章当年就埋怨中國的报纸没有好饵，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所以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来源：郑曦原、李方惠、胡书鸿编译，2001，《帝国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北京：三联书店，页335-342.）

　　4月14日上午7时发生的青海玉树地震，几乎是两年前四川汶川地震的灾难复制，提前唤醒了中國人对那场灾难的悲痛记忆。但是，比地震更让人心痛的却是在应对这类突发性灾害时，政府行为依然那样不可理喻。

　　除了救灾，中國政府最先想到的还有什么？

　　与两年前一样，这次强震来临之前，震区居民没有得到任何预报。当地震发生后，当局在发出抗震救灾的动员令的同时，还发出了另一道内部指令，即如何控制舆论。据多方消息，中宣部在地震发生的当天就向中國各主要传媒下达了内部命令，要求突出报道黨政官员关心与慰问灾区的消息，禁止报道任何有关青海大地震的负面信息。所谓“负面信息”包括批评政府救援物资迟到、因学校校舍倒塌导致儿童与学生死亡等消息。此外，中宣部还禁止除青海省以外的地方媒体记者进入灾区报道地震，已经去灾区的记者要全部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