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

　　拜读杨恒均先生写了一篇大作《中國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想和杨先生讨论一下“中國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这个问题。杨先生的问题本身提得不很准确，因为这篇杨文就提供了足够理据说中國人是遵守游戏规则的（杨先生说的西方国家与社会里的那些游戏规则）；他们只是不遵守另一类特定的游戏规则而已（杨先生说的是中國人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不守游戏规则特点并不是中國人所特有，而是人类共性，换上西方人西方社会亦如此：遵守一类游戏规则，不守另一类游戏规则。为甚么会如此？

　　以下遵守或不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是人类共同的。

　　从游戏规则性质看，不论中外、东西南北方的人们都愿意也能够遵守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都不愿意也不可能遵守不公平、不公正的游戏规则。

　　其次，从游戏规则源出看，人们都乐意遵守，也能够遵守出於大家自愿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人们都不愿意遵守，也不可能遵守权力者单方面订出强加到弱者身上的游戏规则。

　　其三，从游戏规则执行实践看，人们都愿遵守，也可以遵守没有人可以特权不遵守的游戏规则；人们都不愿意遵守、也不能遵守有人可以恃特权不遵守的游戏规则。

　　一位澳洲的老华侨通过熟人找到我，直言不讳地说：中國人不行，不适合民主。

　　我还没有来得及辩驳，他就说出了令我无法辩驳的理由：20多年里，他见多了在悉尼的华人，他们都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地方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一旦到一起，就是没有人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争斗得你死我活，直到冲破道德底线互相辱骂，最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得出了结论：中國人不适合民主……

　　这位老华侨是中國某大城市的悉尼同乡会会长，他以悉尼的中國同乡会举例说，一个省，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城市，就能搞出好几个“同乡会”，世界上各民族几乎都没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谁都不服对方，都想成立新的同乡会，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虽然和海外华人接触并不多，但我也毕竟在美澳两地住了十几年，对华人社区的事还是有所耳闻的。就我所知，仅仅在悉尼一个地方，华人们自动组织的社团就有几千家之多。主要原因当然是只要你组织了社团，就可以自认主席或者会长，衣锦还乡的时候就可以拿出这个名片让官本位的大陆官员与民众刮目相看。而当地领事馆每到有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也都会邀请各社团的“会长”与“主席”去吃祖国奉送的免费招待茶餐。

　　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重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

　　可以看得出，维稳是继综治革命之后，地方政府又一重大治理战略决策。维稳不仅紧系着地方政府，还牵动着从中央到地方庞大行政系统的职能发挥和财政预算与支出。深入看来，维稳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社会矛盾的群体性事件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强化维稳的重要性和战略性，以期通过维稳提高地方政府或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固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稳定是一切工作的基石。然而，在居高不下的维稳行政成本之外，又多了一个不断攀高的维稳财政成本。 目前，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已成为普遍现象。

　　——许允仁《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解读之二

　　“陆肆”对当代中國的深远影响，核心地体现在，它在选择政治模式和发展道路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制度的运演在常态的情况下有着巨大的惯性，只有在几个非常罕见的时点上，它才会处在十字路口，面临选择的可能，而选择一旦完成，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制度变迁就会惯性地沿着某一特定的价值方向前进。

　　在半个世纪以来，中國的制度变迁史上，1978年末和1989年春无疑是二个最为重要的时点。1978年决定了中國的体制要从苏联模式中走出来；1989年则决定了它将走进目前的所谓“中國模式”。

　　随着中國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以及“中國模式”和普世价值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中國模式”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受它的众多批评者和推崇者的关注，诚如朱厚泽所预言的那样，它很可能成为21世纪全球思想界争论的最为重大的话题之一。

　　胡平先生在最近的文章中颇有见地指出，关于“中國模式”不仅仅需要静态的研究，去概括它的基本特征；而且需要动态的研究，去把握它的生成过程，弄清楚在怎样的现实情形下，由于怎样的选择，我们才走进了这个“中國模式” .

　　——许允仁《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解读之一

　　“陆肆”21周年纪念日前夕，以一种颇受震撼的心境，我通读了许允仁《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一文。在这篇用对话体写成的长文中，许允仁以参与者的直接的集体记忆作为基础，对影响了当代中國命运的“陆肆”事件，作了全面和深入的解读。

　　今年的纪念日的情形，似乎和去年（包括往年）略有不同，也许是因为21周年不像20周年那样是一个整数的纪念日；也许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的现实影响力的递减，往年“陆肆”纪念日前，围绕着强制遗忘和纪念控诉，在政府和相关人士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今年似乎稍有缓解。“陆肆”作为现实政治事件敏感性的减弱，恰恰为它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进入整个民族清晰的文化记忆提供了某种契机和可能。

　　正如许允仁指出的，“陆肆”是中國当代史上特别重大的事件，理性客观地梳理“陆肆”事件的起因和后果，将为深入理解当代中國的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提供钥匙，相反，通过强迫遗忘，将“陆肆”事件屏蔽在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之外，将阻止当代中國人的清醒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和精神的生长。

　　当人们提及二十世纪之最伟大发明时，无有不谈计算机的，而将计算机联成网络则是更伟大的创造。若以单台电脑比作个人，那么互联网则可称社会，这也正是此种技术的高明之处。但在因特网诞生之日，人们何曾想到他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高瞻远瞩如克林顿者将其称为“信息的高速公路”，后又有学者冠以信息革命，如此种种都无外乎技术、信息、资源，而在中國网络却被赋予更重要的内涵，这便是最近人们常说的网络民主、自由，这恐怕是互联网的缔造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一、网络化时代

　　——缓和官民对立，挽救政治生态

　　30年来，中國经济在进步，这是必须承认的；但是，30年来，中國的社会生态却在一天天恶化。这是很让人沮丧的。

　　对内，是官民对立情绪的恶化。对外，则是与国际社会日趋对立。本文主要谈前者。

　　这是一个疯狂的社会。官僚们丧心病狂地贪污、腐化，这个不用多说了；而草民呢，也不闲着，寻找一切机会能弄就弄一点，弄不来就报复社会。比如，某个企业老总就跟我感叹，现在的人呀，心眼坏透了，我们那些员工，经常故意不关灯不关水龙头，成心害你。

　　我们的国家何以堕落至此？

　　官僚的堕落，是因为体制问题。一个恶的体制，会让好人当了官也变坏，无人幸免。

　　草民的堕落，是因为心态。看到贪官的都那么风光、放肆，草民的心态已经彻底坏掉。他们无力改变体制，于是就从自己能入手的地方，能偷就偷点，能破坏就破坏一点，寻求心理平衡。

　　我一再鼓吹1980年代是黄金年代，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全国上下都看到希望。其实在1980年代，中國社会的各种弊病比现在严重，比如，民营企业在那时候受到的打压，远远超过现在；那时候各种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远比现在荒唐；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百姓想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才叫一个难。

　　「推荐者按」郁申树（笔名）是侨居爱尔兰的医生兼作家，祖籍中國上海。我和郁兄网交一年有余，其人视野开阔，为人真诚坦率，言论中立客观，深具普世情怀，堪称海外华人之精品。在爱尔兰期间，笔者曾与郁兄一晤，折服于郁兄及家人的良好修养。今读郁兄随笔，深感文如其人：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家乡的热爱、对同胞的关爱。但愿诸位看官也能从中感受到作者的善意与关切。——毕研韬

　　在世博会前回沪探亲

　　中國人自古安土重迁，一旦万不得已被迫离乡背井，思乡就成了难解的百结愁肠，无数诗人写了流传千古的怀乡曲，那缠绵悱恻隽永缭绕的意绪，牵引着历代游子跟着一唱三叹，潸然衣湿。

　　词人韦庄写过脍炙人口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初读「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时，未及深究，只觉得此句意趣迥异语意暧昧，不知这是词人遥对弥漫着战乱的故乡的哀叹。近日，返回上海省亲，面对面目全非的世态人情，百感交集之际，豁然明白了韦庄的词意，终于体验了一千多年前词人的痛苦和难以言尽的复杂心境。

　　如果中國统治世界，将用什么模式，中國是什么模式，中國有模式吗？

　　中國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去年推出《当中國统治世界时》（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中指出，中國除了有悠长历史和伟大发明外，她的历史发展与西方国家有显着不同；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版图分裂成许多国家，但中國则相反，她逐步统一全国。如果说，过去二百年来，欧洲式的观点操纵了世界历史，那么，今后百年将轮到中國了。她提供世界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她强调统一多于分裂；强调“文明国家”多于“民族国家”：“朝贡体制”好过“现代化体制”；对于“种族”，中國的见解具其特色。

　　雅克反对西方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他指出，欧美一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他们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國无论是自然进展或必然发展，最终会遵从西方的范例。雅克认为，中國不会沿袭西方的现代化规划，屈从西方标准。他说，“中國的传统思想，是求同存异。”他在书中指出，中國非主流的发展模式，正是一个成功例子。她将会接替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

　　中國据说是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國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國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國从毛澤東时代闭关锁国的獨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國家比起来，中國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是叫人瞠目结舌的。三十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